抗日战争时期，一件空前残酷的大惨杀案在汾州大地发生，汾阳人民称之为“汾阳事变”。事变致使汾阳地方上有地位的士绅及一般知识分子被捕者有一千五百多人。 
　　早在1941年春天，敌人声称要召集全县小学教员集训。八十余个小学教员便被敌人借机诱捕。敌人说他们是“匪区”的教员，与中国政府勾通，不忠于“皇军”，是在“中国政府流动教育团”领导之下工作。这样其中一部分人已作了壮烈的牺牲。这是“汾阳事变”的开始。也是敌人大批摧残捕杀我敌占区知识分子的开始。 
　　随着，伪警备队在敌宪兵领导之下，便四处搜捕学生，凡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被列举名单，按名传讯，说他们暗中传播抗日思想，受八路军及中国政府的指示，图谋暴动，二区一个十八岁的初中学生王白明被捕了，敌人拷问他是抗日、是亲日，他直接回答“抗日”，问他为什么与中国政府勾通，他说是中国人就应该与中国政府勾通。问他为什么私通八路军，他说抗日的人都私通八路军，敌人就立时把王白明杀害了。 
　　秋季，敌人又将这捕杀政策，转移到民众身上。二百多个乡村居民，无缘无故地被加以不忠于“皇军”的罪名，横遭逮捕，敌人手中的抗日人员名册上，有时只写有某村“赵某”等字样，“赵某”究竟是谁呢！于是全村姓赵的都被逮捕了。 
　　初冬，敌人的捕杀政策又转到伪组织工作人员身上。仁岩村，这是汾阳附近敌人一个大的据点，在这里敌人训练着三百多个伪村长及小学教员。十一月下旬，要放这批伪工作人员回家了，敌指导官杀猪宰羊请他们吃饭，要他们回家后好好报告八路军的消息。当地士绅亦多被“请”在座，宴席上敌指导官告诉大家，谁喝酒越多，谁对“皇军”越好，少数人为了表示对“皇军”的忠心，喝的酩酊大醉。这时敌兵突然布满门前与房顶，院内一阵惊慌，敌指导官拔出手枪，不准大家动，并排好队列，挨次点名，最后点出的二百余人，被圈入另一个大院内，敌人说他们是共产党，让其百余人散去。此后又将村区公所学校全体受训人员捆绑起来，当晚由七辆大汽车，押送到城内宪兵队去。十二月、一月继续在二区、五区，捉去百十余人，各据点内提去七八十人，城内提去百十余人，其中有的是路上的行人，有的是在冬天的田野拾木柴的穷人，有的是教徒、商人、伪村长、书记及政府工作人员、警备队长、敌人的翻译密探、新民会人员……都被加以“共产党”的罪名。 
　　“汾阳事变”中，伪新民会人员全部被捕了，仁岩伪归顺委员会人员也都遭杀害。汾阳城内指挥街由于敌人宪兵队的驻扎，已变成了人间地狱似的可怕，市民经过宪兵队门前，内心战惊，快步掠过。过路的驴子在指挥街遗下了粪便，乡民被吓得面目改色，急忙用手将粪便捡进衣袋内，赶快走去。只要能绕路而行，人们是不会通过指挥街的。“土井、岁齐、石上保，内山、片桐、砍头脑。”人民心中不断的念着这二句顺口令。这是五个令人闻之生畏的敌宪兵名字，专是砍人头脑的刽子手。 

      敌人时常要中国人屠杀中国人，要父亲亲手杀害他的儿子。时常将“置留场”的“囚犯”出一批，命乙将甲杀掉，命丙又将乙杀掉，最后敌人亲手将丙杀死。二月中旬，敌宪兵队内发生了两次惊人的壮举：一天傍晚，十一个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人被处决了。敌人将一柄明晃晃钢刀交给了“囚犯”中一个名叫王四寿的壮年人，要他将另外十个人杀死，这样便可以将他免刑。王四寿全身木然了。双手颤抖着，敌人命令一下，他咬紧了牙关，回身一刀，将敌宪兵川田劈死，然后自己也挥刀自杀了。 
　　又一次，五区一对父子俩被捕了。敌人说他的儿子是共产党，要他父亲将自己的儿子杀死，不然将全家被杀。父亲二眼泪汪汪的望着经他一手抚育起来的儿子。儿子凛然的告诉父亲说：“为了保全全家，你将我杀掉吧！”当晚，父亲深夜摸出了牢门，用板凳将守卫敌兵打死，然后拿起了枪进了敌翻译室，一个高级翻译也被打死了。敌人惊醒，立时将父子俩枪毙了。第二天就抄灭了他的全家。 
　　只宪兵队一个后院内，敌人已屠杀了我们近四千同胞。至今汾阳敌人对中国同胞的捕杀，仍然在继续着。“汾阳事变”仍未结束，宪兵队的“置留场”容不下了，最近又有五百多个中国同胞被囚到城外的“大营盘”去。敌伪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彼此互相陷害。伪新民会内中国人民全部被捕了。经新民会次长（日人）几度交涉，才释放了一个翻译。伪警备队四个中队抓去了三个中队长，排班干部抓去了近二十人。伪苏县长到敌十六混成旅团司令部，会见敌参谋长，指出敌宪兵队不该乱捕人，结果遭到了毒打。 
　　敌区广大人民并未在敌人的屠杀政策下屈服，每个人心里都深记着：“汾阳事变”——敌人这一笔血债，不久的将来，我们便要偿还的。

                          摘自吕梁日报2018年2月12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