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琴 成宏耀 朱俊琳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七个月后，日军迅速推进汾阳城。整个中华民族处在危亡时刻，汾阳的百姓饱受亡国的屈辱，都亲眼目睹了出入城门的人们都得给站岗的小鬼子鞠躬。
    就在汾阳百姓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汾阳医院王清贵大夫仍坚守在医疗岗位上。那时，医院美籍周以德院长离汾返美，王清贵大夫作为医务主任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全院的医疗重任。在日寇横行、民不聊生的困难条件下，尽心竭力地收治病患、挽救生命，还曾秘密收治过八路军危重伤病员，一直坚持了近四年，直到被日寇抓捕关押在宪兵队。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事件引发了太平洋战争，美日正式开战。驻汾日寇于次日就大肆抓捕仍停留在汾阳的美国人，并把美国人在汾阳开办的医院、教会和学校里供职的一些高级职员也一起抓进了宪兵队，王清贵大夫就是医院首当其冲的一个。
    王清贵的儿女们清楚地记得出事的那一天清晨，她父亲像往常一样准备去上班，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他接了电话后，什么话也没说就急匆匆地走了。可他也未曾料到事态有这么严重，这一走就再没能回到她们在医院的家，当儿女们再见到他时已是几个月以后了。汾阳被日寇占领、王清贵被抓捕关押，日本侵略者妄图奴役我中华，使这个幸福温馨的家也无法幸免，孩子们快乐无忧的童年过早地结束了。
    日寇强占了汾阳医院后，医院的职工、家属全都被赶出了院门，王清贵一大家子只能暂时挤住在他的岳父家。那时，王清贵在日本宪兵队生死未卜、王清贵夫人有孕在身，她勇敢善良、勤劳坚韧、除压抑着内心的惶恐焦虑，拖着沉重的身子，还得学会在逆境中生存，用她那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她全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
    提起日寇的宪兵队，谁都知道那就是一个人间地狱。那时候，大人会用“宪兵队来了”代替传统的“狼来了”、“鬼来了”吓唬哭闹的小孩儿。人们对宪兵队充满仇恨和恐惧，进了宪兵队，不死也得脱几层皮。王清贵在魔窟里遭受了多种酷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坐老虎凳”使他的腓骨一生都是弯的，还曾和其他40多名“死囚”一起，被捆绑装上卡车，押解到太原去行刑。其中30多位同胞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6名“陪榜”者又被拉回汾阳继续关押，王清贵就是侥幸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的幸存者。后来，以“通美嫌疑”、“私通八路”等罪名，被判处两年徒刑，由宪兵队转至拘留看守所关押服刑。王清贵从宪兵队押出来时，连眉毛上都长满了虱子，其状惨不忍睹。王清贵妹妹一路哭喊着跟到鼓楼底的看守所，被凶狠地挡在门外，眼望着王清贵被押进牢房，全家人才泪涟涟地离开。
    看守所是由汉奸看管的，相对于宪兵队环境宽松多了，允许家人送衣物日用品，逢年过节还可以进牢房送饭。王清贵夫人曾带二女儿王幼慧去过几次，每次去送饭时，王清贵总要喂她几口白面揪片儿，他非常心疼她们在家一年也见不到白面。有时，王清贵还会从袜带底下摸出五分钱塞给女儿王幼慧。
    最难忘的是，女儿王幼慧得了痢疾，病情十分危重，她昏昏沉沉地躺在炕上，她母亲昼夜守护着。曾请赵大夫出诊也未见起色，后她外祖父想办法能让她的父亲王清贵回家看最后一眼。不知道她外祖父是通过什么门路、花了多少现大洋买通看守人员的，她的父亲王清贵得以在更深夜半时悄悄地回到了家。全家人都围在炕前，以为这是最后的诀别，气氛极其悲凉。但她命不该绝，她也不知她的父亲王清贵是怎么诊治的，也许冥冥之中得到了上苍的怜惜，保住了她的小命儿。真是峰回路转，从那天以后，女儿王幼慧竟奇迹般地脱离了危险，慢慢地康复了，到现在她身体健康70多岁旅居加拿大多伦多。
    不久，“服刑期满”的王清贵被释放回家，全家人喜极而泣，抱头痛哭。对于在宪兵队里惨遭残害的详情，他绝口不谈。他不愿意回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惨景，更不愿意让家人为他心痛、流泪，他把仇恨深深地埋在了自己的心底里。王清贵就是这样一个把一切苦难都默默地扛起来的硬汉。他对日寇的侵华暴行恨之入骨，甚至一直以来从不购买、使用日货。
    回到家里的王清贵拒绝去被占领的医院为日寇服务，在他家前院儿开办了一个小小的诊所挣钱养家糊口。那时他经常去城外出诊，只要有急诊，不论什么时间都不辞辛苦地随请随到。对付不起医药费的穷人，一律酌情减免他们的医药费。
    日寇无条件投降撤退时，将医院的药品、器械洗劫一空，除了那座大楼还耸立着外，医院已千疮百孔荒芜一片。
    抗日战争胜利、二次大战结束后，一些美国人陆续返回汾阳。1946年3月，王清贵受聘回到医院，并被委任为院长，成为汾阳医院建院以来首位中国籍院长。
                      摘自吕梁日报2013年8月15日第3版